▲在智利医院，刘雨晴生完孩子。医护人员对新生儿进行全面检查，并在核实情况后签字确认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全文共6247字，阅读大约需要15分钟
对越来越多长期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而言，就医不再只是一次个人经历，而是一种必须反复面对的制度适应。语言障碍、流程分散、等待周期、医疗文化差异，共同构成了一道隐形门槛。
不同国家的医疗体系各有取舍：有的强调效率，有的强调安全，有的更重视隐私与沟通。但对外来者而言，这些制度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就医便利，反而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放大不确定性。
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
文｜南方周末记者 程海琴
责任编辑｜姚忆江
过去十余年，中国人的流动半径被不断拉长。留学、外派、打工度假、技术移民、跨国婚姻、长期旅居，构成了一张越来越密的海外生活网络。
“在国外待一阵子”，对许多人而言，不再是短暂的过渡，而是一种可能持续数年，甚至横跨人生阶段的生活状态。
当生活被整体迁移，医疗也随之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如何看病、等多久、花多少钱、是否要回国，逐渐从个体遭遇，转化为一套影响生活决策的公共议题。
2025年12月最新行业数据显示，全球医疗旅游市场预计到2032年规模将接近580亿美元。
在一些国家，等待仍被视为公共医疗必须付出的成本；而在欧洲大陆，一些原本用于“分流”的制度，正逐渐在现实中演变为新的阻塞点。
1
从分流到阻塞
陈洁高中毕业后赴法求学，2016年毕业并留在法国工作、定居。其后，她在中法之间往返生活多年，对两国医疗体系都有长期而具体的体验。
2021年前后，陈洁短暂回国工作生活。正是在国内的一次常规体检中，她被查出肾癌。
“我不痛不痒，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很好。”她回忆。如果不是国内体检体系的普遍化，她几乎不可能在法国主动获得同样的检查机会。
在南京，B超发现异常后，她很快完成增强CT、住院和手术。从发现肿瘤到手术结束，仅用了一周时间。术后无需化疗，只进入定期随访阶段。
“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法国，我觉得至少要拖半年。”她判断。
在法国，除非出现明确症状，家庭医生几乎不会为患者开具影像学检查单。“你不痛不痒，就不可能让医生给你开B超、CT，哪怕你愿意自费。”
法国医疗体系以家庭医生为第一道入口。转诊、检查、报销，几乎都必须经由这一环节完成。
这一制度正逐渐演变为慢性阻塞点。预约家庭医生，通常需要等待一至两周；检查开单后，再预约影像或化验，往往是数天到数周；结果出来后复诊，又需要再等一至两周。
“一个完整流程走完，快的话十天，慢的话一个多月。”陈洁说，“病不是被治好的，是被拖好的。”
她举了一个身边的例子：一名7岁儿童腹痛持续三个月，在家庭医生、检查、复诊之间反复循环，却始终未能确诊。最终发现是寄生虫感染——只是因为最初漏开了一项检查。
“孩子疼了三个月，学也上不了，家长几乎崩溃。”
2019年，陈洁因意外伤到膝盖，长期疼痛、活动受限。三次向家庭医生请求核磁共振检查，均被拒绝，理由是“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休养就会好”。
半年后，疼痛加剧，她坚持要求检查，才终于做了核磁共振——结果显示半月板撕裂。
接下来，是更漫长的等待：
骨科医生最早可预约时间，在四个月后；
通过反复致电、等待取消名额，才提前到两个月；
最终手术时间，距受伤已近一年。
“这不是慢，是流程性瘫痪。”陈洁形容，“责任被无限拆分，每一环都‘合理’，但病人要自己扛。”
在法国，急诊因此成为不少家庭的“替代通道”。孩子久咳不愈、症状反复，她往往直接前往急诊。但急诊并非万能。她的丈夫曾在周末牙龈严重发炎、疼痛难忍，却在急诊时被拒绝开抗生素，理由是“牙科不属于急诊范围”。
最终，是一位私人牙医在周末回复了短信，才解决问题。
“这是我至今唯一能通过手机联系到的医生。”
在陈洁居住的大巴黎周边，尚有医院与医生资源；但在法国许多小城和乡村，连家庭医生都难以找到，“医疗荒漠”正在扩大。
年轻医生更倾向于留在大城市，而制度却仍然要求每个人必须注册家庭医生，否则报销比例将受到影响。
陈洁认为，家庭医生分流医院压力的模式，在二三十年前人口结构较轻、医生资源充足时是有效的。但在老龄化加剧、慢性病增加、医疗需求持续上升的当下，这一体系已明显不再适配。
“它需要更多医疗资源，而不是继续把责任压在家庭医生身上。”
她并不否认法国医疗的优势：病假制度完善，术后休养时间充足，医生工作强度相对可控，医患冲突较少。
但代价是，“在国内，三甲医院一天能完成的流程，在这里被拆成两三周”。
“国内医生被严重透支，但病人至少不用等。”
因此，她至今仍持续缴纳中国医保，并保留回国就医的可能，“如果真有急事，我可能宁愿飞回国。”
法国巴黎，陈洁在就诊医院外等待进入门诊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2
漫长的等待
克丽丝记得，那次预约页面跳出来的时间——四个月后。
她是一名上海人，在新西兰生活了两年。与许多本地居民不同，克丽丝始终没有固定绑定某一位家庭医生，而是刻意保留更大的流动性，注册在一家规模不小的综合诊所：谁能更快见到，她就约谁。
即便如此，专科医生的等待，仍是她无法回避的现实。
新西兰实行公共医疗与私人医疗并行的双轨制体系。绝大多数疾病首先由家庭医生负责，若涉及专科治疗，则需转诊进入专科系统。但在实际运行中，专科医生的稀缺与排期过长，构成了这一体系最直观，也最常被诟病的门槛。
“在这里，看一个还不错的专科医生，很可能意味着几个月的等待。”克丽丝说。她曾预约皮肤科专家，排期长达四个月。即便不是顶级名医，普通专科医生的等候时间，也往往在一到两个月以上。
几年前，克丽丝眼部出现一个小囊泡，需要进行一次门诊级别的小手术。她在一周内见到了眼科专家，但真正的手术，却被安排在一个多月之后。
在新西兰，许多专科医生并不隶属于单一医院，而是在不同诊所之间流动执业。手术室往往由独立机构运营，医生需要额外预约使用时段。这意味着，患者不仅在等医生，也在等一间“空出来的手术室”。“要同时凑齐医生和手术室的时间。”
“如果你觉得等不了，医生会直接告诉你：那你只能再去找别的医生，看有没有更早的时间。”克丽丝说。
与国内“高效率、高密度”的就医体验相比，新西兰的医疗节奏显得缓慢而克制。但等待之外，另一种反差也同样强烈——服务本身。
眼科手术当天，从术前评估到术后恢复，克丽丝几乎全程被“一对一”照看。术前，两轮护士反复核对健康信息，并逐条解释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个步骤；术后，她被要求安静休息半小时，有人专门陪护，提供简单饮食，并逐项讲解接下来几天的用药方式和注意事项。
“效率确实不高，但你会觉得自己被认真对待。”她说。
在一次持续性的湿疹问题上，克丽丝终于等到了一位皮肤科专家。不同于她在国内经历过的“问诊、配药、结束”，这位医生进行了更系统的检查：使用紫外灯观察手部和指缝等皮肤较薄区域，排查是否存在螨虫寄生的可能。
医生依据皮疹的对称分布、面部未受影响、皮疹呈路径状蔓延等特征，判断她可能感染了一种可通过短时间身体接触传播的螨虫，并建议全家同步进行杀螨治疗。
“他解释得非常清楚——为什么是这个判断、传播路径是什么、为什么需要全家一起处理。”克丽丝说。整个问诊过程约20分钟，诊断逻辑清晰，治疗路径明确。
在新西兰生活多年后，克丽丝逐渐摸索出一套现实的应对策略，其中，商业医疗保险几乎成为必选项。
她购买的保险允许在新西兰境外就医：前往澳大利亚可100%报销；回中国或其他国家则可报销约85%，包括部分机票费用，但需提前向保险公司申请“预批”。
她曾因一个小囊肿认真考虑过回国手术。当地医生给出的报价不低，等待时间也不短；国内医生的评估显示，即便加上往返机票，总费用仍明显低于新西兰本地。最终，保险公司批准了她的回国治疗方案。
“如果是急病、重病，等待本身就会变成一种心理压力。你必须提前为‘等’这件事做好准备。”慢节奏、高服务、强等待——在克丽丝看来，是新西兰医疗体系最具张力的三重特征。
疫情期间，刘雨晴在智利indisa医院急诊等候区，发热与非发热患者分区等候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3
如果胃镜早一点
2024年12月，一次被反复拖延的胃镜，最终指向了一个让马立安从未设想过的结果。
最早的异常，出现在当年夏天。马立安开始明显感到饭量下降——“吃两口就饱了”。他的饭量迅速缩小，甚至不及年轻女孩的一半，体重在短时间内下降了五六公斤。
“这是唯一的症状。”他回忆。正因如此，他在2024年夏天就动过做胃镜的念头。
但在德国，胃镜和肠镜并非可以随到随做的检查。若缺乏明确医学指征，预约往往意味着数周甚至更长的等待。马立安的工作节奏高度不固定，频繁出差，行程常常在短期内才能确认，很难提前锁定具体时间。
“你很难跟医生说清楚，下两周、下三周我会在哪个城市。”
在一次次权衡与搁置中，这项检查被推迟了下来。
“如果那时候做了，可能就是更早期。”他说。
直到2024年12月，他才真正躺上检查床。
当月，他因工作出差回国。在无锡停留期间，国内医疗系统的高效率成为决定性因素。“这个星期去，最晚下个星期就能做上。”
医生在胃镜过程中已察觉异常。
“他一直在问我家属在哪里，想和家属沟通。”马立安记得很清楚。医生的语气支支吾吾，迟迟没有直接说明结论。在反复追问之下，马立安先说出了那个最坏的猜测。
“我问，是不是癌症。”
医生点了头。
最终的结论，需要等待病理结果。胃镜过程中取下的组织被送往实验室，进行显微镜和染色分析。周一检查，周四确认——结果出来了。
恶性肿瘤。
“有翻盘的可能。”马立安感到一种迟钝的不真实感。“我这个年纪，完全没有心理预期。更多是觉得离谱。”
那几天，他仍在照常工作。检查发生在出差期间，项目推进、会议沟通无法中断。白天被事务填满，偶尔走神；夜里回到酒店，结果尚未最终确认，他也没有告诉家人。
“时而感性，时而理性。”
他吃不下什么东西，随便应付几口，躺在床上，任由思绪在最坏的设想与理性的盘算之间来回摆动。
周四，病理结果正式确认。
周五，他立刻调整行程，周六飞回德国。确诊之后，马立安并未选择留在国内继续治疗。原因并不复杂。他的生活重心早已在德国：工作、居住、社会保险体系都在那里。
马立安完成了一整套标准治疗流程：先化疗，再手术，再化疗，随后结疗并进入随访期。8月的一次CT检查显示，马立安的盆腔区域出现高度可疑的转移病灶。
医院肿瘤委员会（MDT，多学科讨论）会诊后给出的方案是：进行腹腔镜探查手术，在可疑区域取活检，待病理结果明确后，再决定是否启动新的治疗。
手术当天，马立安清晨七点到柏林市夏里特医院报到——这所医院在国际排名中位列前列。由于手术安排不断延后，他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五点多，才被推进手术室。
手术完成后，他并未得到明确说明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得知腹腔内取样已送病理检查。
在医学体系中，“金标准”意味着最高确定性。对肿瘤来说，只有取到活体组织、在显微镜下确认癌细胞存在，复发与转移才能被“百分之百”确诊。
但马立安关心的，是之前CT影像高度怀疑转移病灶的位置，明确位于盆腔。他反复询问盆腔的探查情况，得到的回应却始终模糊——“没有看到”“没有取样”“情况不明确”。
两周后的最终结果显示：腹腔取样组织中，并未发现癌细胞，暂不启动新的治疗方案。
院方又作出新的决定：为马立安安排一次穿刺活检，同时配合进行一次肠镜检查。
医院通过邮件通知马立安：周五到柏林办理入院，周六进行穿刺，周日做肠镜。对居住地距离柏林四百多公里的马立安来说，这是一趟必须提前安排的长途行程。他按计划前往。
周五完成报到和术前沟通后，马立安被告知“下周一见”。
马立安当场提出疑问，出示邮件后对方才发现：时间通知出现了错误。恰逢周末，医院不安排相关手术。最核心的信息——哪一天做手术——写错了。
他自费住了两晚酒店。更大的变故发生在周五。
护士将时间错误反馈给医生后，医生临时拨打了几通电话。随后，他当面通知马立安：原定的穿刺活检取消。理由是，有执行该操作的介入科医师认为：穿刺失败风险高、对身体损伤大，而成功取得活检的概率却极低，“不值得冒这个风险”。
“既然如此，那之前的多学科讨论意义何在？”他没有得到进一步解释。
周一，马立安按新安排住院，换上病号服，被推往手术室。肠镜同样需要全身麻醉。就在麻醉前，他提出最后一次确认：这次肠镜，是否按肿瘤科原先设想的方式进行？
那是一种特殊的超声内镜检查——通过肠镜进入直肠后，借助内置超声定位病灶，再从镜体中伸出一根细针，穿过直肠壁，对邻近的盆腔病灶进行活检。
但负责操作的医生却表示：“并非如此，只是一次普通肠镜。”
马立安要求医生立刻核实。原来，肿瘤科在系统中报错了手术类型。原本应预约“超声内镜”，却被错误登记为“普通肠镜”。
马立安一个月前刚做过普通肠镜，结果完全正常，再做一次没有任何医学意义。
医生承认：当天已无法临时更改手术计划，也无法插队重新安排超声内镜。取消，回家等待重新排期。
他已经为这次检查付出了整整一个周末的时间、金钱和心理消耗；而在此之前，穿刺已被临时取消。现在，连最后一项检查，也因系统错误无法进行。
在病房走廊里，他与医生和护士发生激烈争执。
回应却异常冷漠——没有道歉，没有理解，只递给他一张投诉表：“如果有意见，可以投诉。现在我们没有时间。”
在多次沟通无果后，他选择转院，前往德国另一座城市埃尔朗根继续治疗，这里可以直接启动治疗。
与此同时，马立安请求现任主治医生，以医生身份正式向柏林医院询问当时手术的具体执行情况。
两个多星期后——距离马立安做腹腔镜检查已经过了将近3个月，柏林夏里特医院解释，由于当天手术积压，马立安被排到傍晚。原本负责此例的医生已经下班，手术临时交由另一名助理医师完成。
这名医师在术前并未详细查阅马立安的病历，只进行了“标准腹腔镜探查”。
标准腹腔镜探查，并不包含对盆腔的系统性检查。尤其在男性患者中，盆腔空间狭窄、操作难度较高，若无明确指示，往往不会被纳入常规探查范围。
一刀，两周，什么都没确认。最关键的区域，没有被查看，也没有被取样。
马立安因此白白接受了一次全身麻醉和腹腔镜手术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因此浪费了近三周时间。
与中国高度整合的医院体系不同，智利的检查系统相对分散。抽血化验、影像检查等，往往由独立的实验室或影像机构承担，有的设在医院内，有的则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机构。患者必须先拿到医生开具的检查单，再自行联系对应机构预约，不能像国内那样通过一个App完成所有流程。
刘雨晴长期旅居秘鲁、墨西哥和智利，她总结自己在智利的就诊经历：“如果某家机构排期较满，抽血可能要等一周，影像检查甚至排到一个月之后。等检查完成，再重新挂号复诊，又需要额外等待。”
对越来越多长期旅居海外的中国人而言，就医不再只是一次个人经历，而是一种必须反复面对的制度适应。语言障碍、流程分散、等待周期、医疗文化差异，共同构成了一道隐形门槛。即便身处医疗资源并不匮乏的国家，患者也往往需要在不熟悉的制度中反复周旋，才能完成一次看似基础的诊疗。
不同国家的医疗体系各有取舍：有的强调效率，有的强调安全，有的更重视隐私与沟通。但对外来者而言，这些制度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就医便利，反而可能因信息不对称而放大不确定性。当病情并不紧急时，漫长的等待尚可忍受；一旦涉及孕期、儿童或突发风险，制度节奏与个人焦虑之间的张力便迅速显现。
海外就医的真正困境，或许并不在于医疗水平高低，而在于个体如何在陌生制度中被理解、被解释、被照顾。当医疗系统默认患者“知道如何运转”，却忽视外来者的学习成本，焦虑与无助便随之产生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克丽丝为化名）
倍顺网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推荐资讯